加密基金会的兴衰：重塑行业发展架构

加密基金会曾是推动区块链行业发展的关键力量,但如今已成为制约行业进步的主要障碍。随着美国国会新监管框架的出台,加密行业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摒弃加密基金会模式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以更加明确和可扩展的机制重建生态系统。

本文将分析加密基金会模式的由来及其缺陷,并论证如何用常规开发公司取代加密基金会结构,借助新兴的监管框架推动行业发展。文章将阐述公司制在资源配置、人才吸引和市场反应等方面的优势,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实现真正的协同、规模增长和实质性影响。

一个致力于挑战科技巨头、金融寡头和政府体系的行业,不应该依赖于利他主义、慈善资金或模糊不清的使命。规模效应源于有效的激励机制。加密行业如果要兑现其承诺,就必须摆脱那些已经不再适用的结构性限制。

加密基金会的历史使命与局限性

早期加密项目创始人出于去中心化的理想主义选择了加密基金会模式。非营利的加密基金会旨在作为网络资源的中立管理者,通过持有代币、支持生态系统发展来避免商业利益的干扰。理论上,这种模式能最好地实现可信中立性和长期公共价值。客观来说,并非所有加密基金会都失败了,例如以太坊基金会在其支持下推动了网络的发展,其成员在严格的限制下完成了极具价值的开创性工作。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监管形势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加密基金会模式偏离了最初的目标:

1. SEC的行为测试困境导致创始人不得不放弃、模糊或规避对自己网络的参与。

2. 在竞争压力下,项目方将加密基金会视为快速实现去中心化的工具。

3. 加密基金会沦为规避监管的"独立实体",实质上成为逃避证券监管的迂回策略。

尽管这种安排在法律对抗期间有其合理性,但其结构性缺陷已经无法忽视:

1. 缺乏连贯的利益协调机制

2. 无法实现规模扩张和优化

3. 最终形成新的中心化控制

随着国会提案推进基于控制权的新框架,加密基金会的分离假象已不再必要。新框架鼓励创始人移交控制权但无需放弃参与建设,同时提供了比行为测试框架更清晰(且不易被滥用)的去中心化标准。

在这种压力消除后,行业终于可以摒弃权宜之计,转向更可持续的长期架构。加密基金会曾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已不再是下一阶段的最佳工具。

加密基金会激励协同的神话

支持者声称加密基金会能更好地协调代币持有者的利益,因为它没有股东的干扰,可以专注于最大化网络价值。

但这种理论忽视了组织的实际运作逻辑:消除企业的股权激励并没有解决利益错配问题,反而将其制度化。缺乏营利动机使得加密基金会缺乏明确的反馈机制、直接问责和市场约束。加密基金会的资金实际上是一种庇护模式:代币被分配和变现后,支出与成效之间没有明确的关联机制。

当他人的资金在低问责的环境中被支配时,几乎不可能实现效益的优化。

相比之下,企业架构内置了问责机制:公司受市场规律约束。为了盈利而配置资本,财务指标(收入、利润率、投资回报率)客观衡量成效。当管理层未达到目标时,股东可以评估并施压。

而加密基金会通常被设定为可以永续亏损运营且不承担后果。由于区块链网络开放且无需许可,且常常缺乏明确的经济模型,几乎不可能将加密基金会的努力和支出与价值捕获联系起来。这使得加密基金会与要求做出艰难决策的市场现实脱节。

使加密基金会员工与网络的长期成功保持一致更具挑战性:他们的激励弱于企业员工,因为他们的报酬只是代币和现金的组合(来自基金会售币),而不是企业员工的代币+现金(来自股权融资)+股权组合。这意味着加密基金会员工受制于代币价格的极端波动,只有短期激励;而企业员工享有稳定的长期激励。要弥补这一缺陷并非易事。成功的企业可以通过增长不断提升员工福利,而成功的加密基金会却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导致协同难以维系,加密基金会员工容易寻求外部机会,滋生利益冲突隐患。

加密基金会的法律与经济约束

加密基金会不仅存在激励扭曲的问题,还面临法律和经济层面的能力限制。

大多数加密基金会在法律上无权开发额外产品或从事商业活动,即使这些举措能显著有利于网络。例如,绝大多数加密基金会被禁止运营面向消费者的营利业务,即便该业务能为网络带来大量交易流量,进而为代币持有者创造价值。

加密基金会面临的经济现实同样扭曲了战略决策:它们承担了全部的努力成本,而收益(如果有的话)却被分散和社会化。这种扭曲加上缺乏市场反馈,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无论是员工薪酬、长期高风险项目,还是短期表面利好项目。

这不是成功之道。繁荣的网络依赖多元化的产品服务生态系统(中间件、合规服务、开发者工具等),而受市场约束的企业更擅长提供这些供给。尽管以太坊基金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如果没有营利性的ConsenSys构建的产品和服务,以太坊生态系统能否达到今天的繁荣程度还很难说。

加密基金会创造价值的空间可能会进一步缩小。拟议中的市场结构法案(具有合理性)聚焦于代币相对于中心化组织的经济独立性,要求价值必须来自网络的程序化功能(如ETH通过EIP-1559机制捕获价值)。这意味着企业和加密基金会都不能通过链下盈利业务来支撑代币价值,例如FTX曾用交易所利润回购和销毁FTT来抬高币价。这类中心化的价值锚定机制引发了信任依赖(正是证券的特征:FTX崩溃导致FTT价格暴跌),因此禁止是合理的;但同时也切断了基于市场问责的潜在路径(即通过链下业务创收来实现价值约束)。

加密基金会导致运营效率低下

除了法律和经济约束外,加密基金会还造成了显著的运营效率损失。任何经历过加密基金会架构的创始人都深知其代价:为了满足形式化(通常具有表演性质)的分离要求,不得不拆散原本高效协作的团队。专注于协议开发的工程师本应与业务拓展、市场推广团队日常紧密合作。但在加密基金会结构下,这些职能被迫割裂。

在应对这种架构挑战时,创业者常常陷入荒诞的困境:

• 加密基金会员工和公司员工能否共处一室,比如在同一个Slack频道?
• 两个组织可以共享发展路线图吗?
• 员工能否参加同一场线下会议?

实际上,这些问题与去中心化的本质无关,却带来了真实的损失:职能依赖方之间的人为壁垒延缓了开发进度、阻碍了协同效率,最终导致所有参与者承受产品质量下降的后果。

加密基金会沦为集权守门人

加密基金会的实际职能已经严重偏离了最初的定位。大量案例表明,加密基金会不再专注于推动去中心化发展,反而被赋予了日益膨胀的控制权——演变为掌控国库密钥、关键运营职能和网络升级权限的集权主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加密基金会对代币持有者缺乏实质性问责;即使通过代币治理可以替换基金会董事,也不过是复制了公司董事会的委托代理问题,而且追索工具更加匮乏。

问题还在于:大多数加密基金会的设立需要花费超过50万美元并耗时数月,伴随着律师和会计师团队的冗长流程。这不仅拖慢了创新步伐,更为初创企业设置了成本壁垒。情况已经恶化到,现在越来越难找到有经验设立境外加密基金会结构的律师,因为许多律师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执业——他们现在只是作为专业董事会成员在数十个加密货币基金会中收取费用。

综上所述,许多项目陷入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子治理":代币仅象征着网络的名义所有权,实际掌舵者却是加密基金会及其雇佣的董事。这种架构与新兴的市场结构立法越来越不相容,后者鼓励链上可问责体系(消除控制权),而非仅仅分散控制权的链下不透明架构(对消费者而言,根除信任依赖远优于隐藏依赖)。强制披露义务也将提高现行治理的透明度,迫使项目方清除控制权,而不是将其委托给少数权责不明的人。

更优解:公司制架构

在创始人无需放弃或隐藏其对网络的持续贡献、只需确保没有人掌控网络的情况下,加密基金会将失去存在的必要性。这为更优的架构开辟了道路——该架构既能支持长期发展、协调所有参与者的激励,同时满足法律要求。

在这种新范式下,常规开发公司(即从概念到现实构建网络的企业)为网络的持续建设和维护提供了更好的载体。与加密基金会不同,公司能够:

• 高效配置资本
• 通过提供超越代币的激励来吸引顶尖人才
• 借助工作反馈循环来响应市场力量

公司架构天生就适合实现增长和实质性影响,不依赖于慈善资金或模糊的使命。

然而,对公司和激励协同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当公司持续运营时,网络价值增值同时惠及代币和企业股权的可能性,确实引发了现实的复杂性。代币持有者合理地担心特定公司可能会设计网络升级方案,或保留特定特权和许可,以使其股权优先于代币价值获益。

拟议的市场结构法案通过其去中心化法定构建和控制机制为这些担忧提供了保障。但确保激励协同仍将持续必要——特别是当项目长期运作导致初始代币激励耗尽时。由于公司与代币持有者之间缺乏正式义务而引发的激励协同忧虑也将继续存在:立法既未创设也不允许对代币持有者的法定受托义务,也没有赋予代币持有者针对公司持续努力的可强制执行权利。

然而,这些担忧是可以化解的,而且不构成继续使用加密基金会模式的正当理由。这些担忧也不要求将代币注入股权属性——即对开发者持续努力的法定索取权——否则将瓦解其区别于普通证券的监管基础。相反,这些忧虑凸显了对工具的需求:需要通过合约化和程序化手段持续协调激励,同时不损害执行效率和实质影响。

现有工具在加密领域的新应用

好消息是,激励协同的工具已经存在。这些工具在加密行业未能普及的唯一原因是:在SEC的行为测试框架下,使用这些工具将引发更严格的审查。

但基于市场结构法案提出的控制权框架,下列成熟工具的功效将得到充分释放:

公益公司(PBC)架构

开发公司可以注册或转型为公益公司(PBC),其植入了